「綠色長征 : 回歸後與下一個十年」討論會摘要
綠色和平與Roundtable Community在2007年8月25日合辦「綠色長征：回歸後與下一個十年」討論會，聚集了一班學者、環保團體以及其他公民團體的朋友，檢討近十年環保運動的得與失，總結較為突出的策略與經驗，亦論及回歸後香港的定位，如何結合整體中國的環保運動，為未來做好準備。
討論會分為「回想」與「狂想」兩部份：第一部份「回想 - 又過了十年」，大會找來黎安國教授、周兆祥博士、陳祖為教授和何渭枝先生擔任講者；第二部份題旨為「狂想 - 2017年又會如何？」，嘉賓講者包括卲家臻先生、盧思騁先生、李煜紹教授及楊孝文先生 。各嘉賓講者就過去十年環境運動的發展與將來的走向，進行交流及分享，本文將歸納與整理討論會主要的內容與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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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回想」 － 又過了十年
不少與會者均認同，雖然回歸以後不乏環保團體，大家的工作皆不遺餘力，各式各樣的活動與議題不但提升市民生活上的環保意識，亦能逼使政府與企業負起更大的環境責任；不過，參加者普遍認為香港的環保運動並未能更有效地「綠化」社會文化與價值，只停留於「活動多」與「行動勁」的層面，但「運動」的深度與力度卻薄弱。大部份環保團體將工作焦點局限於提出整治污染的技術，而沒有觸及社會價值與政經制度的反省與批判，與其他方面的社會運動及民主化進程亦欠缺扣連。
黎安國教授指出，所謂「環保」可分為倫理(ethics)及技術(technical)兩大層次。在經濟掛帥的香港，把資源都放在「環保技術」及推廣上似是理所當然，卻放棄了介入社會資源分配與階級的問題，因而缺乏張力與矛盾點；「運動弱」的主因正是團體未能將環保與綠色的訴求，提升至扭轉破壞環境的社會制度與價值層面的根本，未能超越「活動」與「行動」的階段，沒有對現有的制度與價值觀提出顛覆性的想法與創新。
卲家臻先生亦認為香港的環團少與公民社會互動，對社會關懷不足，例如西九發展，環團鮮有發表意見；天星和皇后碼頭涉及土地分配和使用，亦沒有一個環團站出來。究竟什麼是環保運動？香港需要環保運動嗎？需要怎樣的環保運動？回到基本，先行釐清各方認知和需要方才檢討得失，才能事半功倍。邵家臻認為，土地在香港是最「政治」的，亦是最容易牽動制度與價值討論的介入點；他相信，愈來愈多的市區重建或城市規劃的議題，會有足夠的張力改變相關不合理的政策，以及物質至上與「賺錢大哂」的社會意識。
追溯香港環保發展，早在八十年代便開始推動環保工作的周兆祥博士是啟蒙先驅之一。他在《信報》的環保專欄《野鴨居六號》，一寫二十七年，影響之大，不須置疑。周兆祥形容97年可說是環保工作的分水嶺，他說：「以前全身投入環保工作的只有幾個人，在回歸後卻有數十位職員，都是很專業的工作者。此外，關心環保的人很多，有一些專欄作家、電台主持人本身不是環保工作者，卻發表很多環保的訊息；也多了一些為環保發言的官員，例如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和天文台台長林超英，極力推動環保工作。」不過，他同時亦指出，在一些環保行動上，各個組織未能團結起來。他指出，要產生改變社會的力量，往往只有在議題上集合不同見解的聲音，跨界地向女性主義、宗教、醫療、工人等活動結合，才可帶動改變。
大部份講者均認為香港環保意識普遍提高，環保組織走向專業化，形成五大環團 。不過，環團中人的背景、選擇的議題、性質和手法類近，形象傾向中產，與普羅市民關注的焦點不一致。雖然環團的傳媒策略進步不少，但未能在重大議題上發揮作用。與會者大致認為「五大門派(環團)」精英化，未能動員基層參與，例如空氣和水質污染對不同階層皆有不同影響，策略應有層次上的分別。
陳祖為教授指出，97後香港環保工作的定位轉向可持續發展，參與者從環保人士擴闊至社福界和工程界等專業。2003年保護維港事件催生建制內與外的諮詢組織，環團亦紛紛以公民團體身份要求參與制訂政策。
然而，不少與會者指出政府對公眾意見並非完全開放，甚至顯得步步為營。何渭枝指：「雖然比起殖民地政府，香港特區政府會開始思考與規劃，但公關技巧與實際效果還是兩回事。市民的意識無可否認是提高了，可是商界和企業的意識幾乎寸步不移。」
總括而言，十年來環團的媒體策略進步不少，卻不能說成環保運動愈來愈「強盛」。社會上的環保意識普遍提高，政府的政策與體制卻是落後的，而環保團體亦未能有效牽起社會就綠色倫理與價值的討論及思考。
「狂想」 － 2017年又如何？
展望未來十年，環保運動的走向又是如何？該怎樣定位？隨著與國內的進一步融合與全球一體化，香港的環保團體，該如何重新審視其本地、與獨有的中國和全球角色呢？這將會面對甚麼新的挑戰與局限？
李煜紹教授指出，如何突出環保相對於其他社會議題的重要性，將會是環保團體的重要課題。他說：「記得2002年民政事務局，曾每兩月做一次民意調查，看看市民最關心的是甚麼，但結果顯示，相對經濟、就業、教育等，環保問題只有個位數的支持百分率。」
盧思騁亦認為香港在地理、物資和歷史上的局限，只說香港的可持續發展是有困難的。因此，從理解香港的限制，到提出一些香港能有效地駕馭的地區性甚至全國性的議題，可說是頗為關鍵。這既需要發展市民能具體參與的平台，透過行動強化市民自身，亦需要讓社會充份認知香港必須承擔的區域與全國環境污染與危機，絕不能獨善其身。
盧思騁指：「香港鮮提企業責任，因為企業比環團更積極推行環保教育，為自己塗脂抹粉，令香港難以界定污染者責任，例如膠袋，污染者明明是生產商，但政府和企業卻把責任推向消費者。」說到結合社區，他舉早年長春社成員反對堅尼地城興建焚化爐為例，說明曾經有成功的經驗，但這些寶貴的成果卻在九十年代消失。至於大規模的群眾參與，香港曾經出現，例如1986年興建大亞灣核電廠，香港就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，反對興建這項影響香港及珠三角的重大工程。
對於有建議環團進入建制參與制訂環保政策，部份與會者認為統治者當然歡迎街頭鬥士自願「入局」，但以「局外人」的角色推動社會的環保事業亦十分關鍵。至於發展綠色政治香港未成氣候，以德國為例，德國綠黨要比民主政治超前。
八十年代已活躍於環保界，現從事環保投資的楊孝文，從他的跨界別的經驗及過程中點出非政府組織基於他們的思考模式，難以與企業溝通，但卻又想改變對方，他認為這根本是不可能。他解釋：「當一些團體在環境議題上抗議，矛頭直指某些商人，但這些商人往往感到無奈，因為他們有經營上的難處，個人上的決定往往影響不了企業。最主要的原因，和這些企業溝通，是有一種機制，如果不嘗試去理解這套語言，很多時一些意見往往協商不了。」他建議未來十年，環保團體應該重新摸索和建立與企業互動（但又不失團體的獨立性）的溝通渠道與方式，既推動企業變得有社會責任，亦促使環境有更大的改善。
結語
在「綠色長征: 回歸後與下一個十年」討論會上，與會的環保組織和社會人士眾多，觀點不時有互相碰撞的火花，不同的見解及觀點往往提供了一個互相對照及互相學習的平台。
討論會上，不少與會的環團代表呼籲，環團間應互相合作，在議題和工作上分工，盼望2017年環保團體之間像球隊一樣，在各有的位置與互信的基礎上，齊齊為共同的目標奮鬥，而非如目前般各有各做，沒有默契與呼應。同時，要改善香港的環境離不開中國，所謂「污染無邊界」，愈來愈多的問題牽涉跨境層面。例如東江水，污染源來自不少港商在東江沿岸設廠的非法工業排污，但無論香港政府或環團的視野都只放在如何「保證」香港市民用的水「是否安全」便完事。
討論內容之廣與深，足夠撰寫多篇論文；而「綠色長征」這個主題，亦寓意未來還有好多個十年等著大家上路，總結，再上路。如果因此定性是對環保發展悲觀，未免輕率，前路漫漫倒是不爭的現實。況且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總結過去，繼續上路，是必須的。
（整理及紀錄：綠色和平）
特別鳴謝: 嘉賓主持 - 陳惠芳及何渭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