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生活行為說起--香港對待環保的謬誤思想

港人環保 只講不做？

當賣菜阿嬸也懂得說「唔駛膠袋，好環保喎」的時候；當小朋友也把「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」說得琅琅上口的時候，「環保」彷彿再不是老外的玩意、中產的專利，而已是眾人之事。

傳媒是很好的溫度計，見證了社會對「環保」議題的重視。看較注重環保議題的《明報》﹕一九九八年，「環保」二字約兩日半才見報一次；十年後的今年，平均每日六次，增長了十二倍。

以上種種，可見香港人對環保的關注度與日俱增。但數量的增長未必等同質量的提升。回歸以來，香港人口增長不到百分之六，但同期的住宅耗水量、人均廢物製造量和本地用電量，升幅均達雙位數字（見香港環保數據表）。

這不成比例的增長數據，反映香港人的環保意識深度不足，這與以下兩種因素有密切的關係：政府部門割裂式的專業分工，以及消費主義主宰的發展論述。

政府部門割裂式的專業分工

政府如何看待環保議題，直接影響公眾的環保意識。

處理環保，香港政府有兩個問題。第一是長時間把環境問題看成是「可以被管理」的項目。為方便管理，環保被簡化、切割成「污染排放標準」、「噪音管理」、「水質管制區」等不同的問題。分割得太仔細，某些問題似是甲部門負責，又似是乙部門負責，最後不知由誰負責。

看政府過去處理發電污染和溫室氣體的做法就知一二。七月改組前，政府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專責能源政策，但能源政策並不包括環保、溫室氣體和節能等重要內容。環境保護署規管污染，但長期以來卻只管污染的排放濃度，對電廠的排放總量視而不見。推動能源效益的機電工程署，原來又管不了電力公司不合理地擴張「備用電量」，讓電力公司過度投資。至於珍惜資源這個題目，又該由環保署、教育部門抑或管公民教育的民政事務局負責？但事實是，最終都沒有部門負上重責。

而在這十年間，縱使發電效益提高了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卻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，政府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成績表上要印上「黑豬」。

只管堆填 不重減廢

第二個問題是，政府只懂得以科技、管理作為環保的答案。例如，廢物議題被視做「垃圾處理」的命題；而對應方案則鎖定在回收、堆填、焚化等管理或科技範疇內。

因此，政府一九九○年代興建三座國際級的大型堆填區，把垃圾一埋了事。如打鼓嶺堆填區就是一座超過八十層高的巍峨垃圾山。然而，不懂得止住大水喉，再大的浴缸也有滿溢的一天。這個原本只有六十一公頃大的打鼓嶺堆填區，環保署竟建議擴建七十公頃。但垃圾數量高速膨脹，政府又從不重視推動珍惜資源、源頭減廢，以致「堆填區神話」言猶在耳，「堆填區將死」的警號卻已響起。於是，更昂貴、更先進的「超級焚化爐」接踵登場，重蹈過去傾向搞先進技術而忽視源頭減廢的覆轍。

同樣忽視源頭減廢的新加坡警告，若不止住大水喉，每隔五至七年，便要額外興建一座焚化爐，前車可鑑。相反，台北市推行減廢政策，創出減廢百分之五十五的成效，就是有賴整全的規劃：當時的市長馬英九帶頭推行，減少部門間割裂的分工；又抽問部門首長有關減廢的問題，答錯罰款，以示警戒；在強制實施垃圾費前，又做好諮詢工作，並且認真做好自願性的試驗計劃。

「我們必須改變消耗型的生活模式，否則香港的堆填區將於未來六至十年飽和。」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在二○○五年的《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》中，點出香港廢物議題的癥結，是「洗腳唔抹腳」的即棄型生活。再加上政府認為光靠科技、管理就是萬能的想法，最終會「買起」地球先生。

消費主義主宰的社會發展

環保問題上，科技、管理屬硬件建設，還必須配合「人」這個重要軟件。可惜，政府把硬件看得太重，把「人」看得太輕，沒有、甚至不敢觸碰與「人」有關的「消耗型生活模式」這個垃圾難題的禍源。這種倒置的「環境保護」思維，本質上是「環境補鑊」，漠視了人文社會和生態倫理等因素，迴避了深層的傷口才是要下藥的核心。

要是公眾內化了政府簡化議題的觀點，用同一套線性邏輯思考，將局限了眼界，只學到「半桶水」的環保意識。現舉一個有關回收舊衣的例子：香港地球之友的調查發現，百分之七十二的受訪者表示曾參與舊衣回收活動。以環保意識而言，這些受訪者知行並重。然而，當追問在回收的舊衣中，有沒有從未穿過的簇新衣服時，答「有」的人多達百分之四十四。假如公眾以為回收就是履行環保的全部，而忘了理性消費、減少浪費的重要，那麼這種切割式的環保意識，會對生態環境構成更大的傷害。

本來，政府可以憑吸納公眾的聲音，提升參與和歸屬感，從而讓公眾對環保有更正確的認識。奈何政府吸納民意的諮詢渠道，猶如築了一道高高的門檻，只有懂得看憲報、熟悉諮詢程序的人才跨得進，公眾往往隔絕門外。委員會閉門討論有關公眾利益的大事，其成員又多傾向建制，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專家為誰發聲。二○○四年大埔社山村發生大規模非法傾倒泥頭事件，整幅一百萬平方英尺的農地，堆起較電燈柱還高的垃圾。礙於條例，九個政府部門聯合「發功」還是徒勞無功。環境諮詢委員會討論這個令政府尷尬的議題時，有「體貼」的成員顧慮有關文件或會上載到政府網頁公告天下，為免信息過於負面，「建議」政府撤回，要不然先作修改。除了開會的委員，公眾根本聽不到以上對話，也看不到包括發言者身份的會議記錄，因為文件蓋上Confidential為記的紅印。

環保問題，脫離不了「人」的態度和生活模式。「人」這個主體給淡化了，便會與環保的關係漸行漸遠，產生環保等同知識而非生活的謬誤，或錯誤以為環保只是專家的責任，阻礙把意識落實到生活行動上。

過度消費 製造廢物

要公眾擁有全面的環保意識，還必須扭轉消費萬歲、發展萬能的固有觀念。

香港這個商業城市，人被塑造成消費人。不論政府抑或消費市場，都把鼓勵消費等同經濟發展，絕少批判這個邏輯背後對生態和社會價值的負面衝擊。有消費研究發現，百分之八十六的受訪者認為香港存在過度消費，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購物前未必會想清楚買的東西是否有用，接近三成受訪者更表示購物越多越滿足。年輕一代更是耳濡目染。在上述研究中，有中學生稱：「過度（消費） 無問題，有錢駛就得。」這些觀念看似與環保沒有直接關連，但若成為生活價值，將助長過度消費，加快剝削天然資源的速度。

香港旅遊發展局是一個很會踐踏環保意識的部門。他會向自由行旅客派發鼓勵在香港「瘋狂購物」的傳單，又在旺角掛上「購物就是一切」的大型戶外廣告。當消費被大肆鼓吹，只會「消」出大堆廢物。事實上，每個香港人平均二十四日便炮製出等同自己體重的垃圾（以六十公斤計）。

GNP（國民生產總值）自然很重要，但它不該是生活的全部，更不代表生活質素的提升。環保，會多拿一把尺做量度，並且宣告GNP也可代表Garbage、Noise和 Pollution。David Boyle在《脆弱的地球》中說：「人們吃了過多的速食，GDP會增長，然後去減肥，GDP又會增長。當有可能導致癌症的藥物出售時，它又增長了……洛杉磯人每年因交通堵塞而多花的汽油費總計八億美元，這難道是『發展』嗎？」

環保意識是一種觀念，只有在意識融為價值、轉化為行動時，才有具體的意義。要提升環保意識的質量，必須把「人」的腦袋來一次清洗。關鍵的一步，是要讓公眾認清政府看待環保議題的盲點。認清問題，方能批判；懂得批判，才是引發行動的動力。

培育環保意識的契機

回歸以來，香港人少了過客的心態，添了對土地的歸屬感。凡保護維港運動、紅灣半島運動、天星以至皇后碼頭的保育行動，公民社會不再滿足於土地等同「增加庫房價值」、「地皮價值」一類狹隘的經濟思維，反而懂得土地還應該包含環保、公義、保育、社區居民需要、集體記憶，甚至身份認同等多重內涵。這都是有利培育環保意識、公民意識的土壤。

相信再過十年，「環保」不再是個掛在口邊的熱門詞匯，還是看得見的生活行為。

（原載於：《明報月刊》2007年12月號，42-45頁）

作者: 朱漢強 香港地球之友環境事務經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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